11月23日白天的都柏林，还是一片岁月静好。这个欧盟小国爱尔兰的首都居民们不会想到，在夜幕降临之后，这座美丽的城市将会陷入到一片愤怒之中，美国“弗洛伊德枉死之乱”的乱与火，会在这座城市上演。
| 义勇 |
13点30分，都柏林市中心帕内尔广场上，人潮熙熙攘攘。而位于广场一侧的托儿所外（Gaelscoil Colaiste Mhuire），人群却忽然惊动起来。
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穆斯林男子，拿着一把刀，狠狠的砍向了托儿所外的儿童们。
这些不过四五岁的孩子们，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？在这名男子的刀下，孩子们甚至连哭泣都不会，只是傻傻的看着。
一名五岁的女童，因此在第一时间成为了冰冷砍刀下的重伤者。
所幸，托儿所的一名三十多岁的女性工作人员，哪怕在暴徒的野蛮行凶之下，也并没有感到畏惧，她第一时间站了出来，跟暴徒进行周旋。
然而女性工作人员手中既无自卫的武器，体力又跟暴徒有所差距，她因此成为了这场袭击之中，身受重伤的第二人。
但也因为这位伟大的英勇女性的挺身而出，让另外两名受到威胁的儿童，幸免于难，避免了重伤。
而爱尔兰的路人们，也并没有被穆斯林打扮的暴徒男子所吓住。
反应过来的爱尔兰普通路人们，纷纷一拥而上，几乎在案发的第一时间，就将在托儿所门口，野蛮逞凶暴行的穆斯林男子给制服住，牢牢的压制在了地上。
这一场发生在托儿所门口的野蛮暴行就此落下帷幕，并没有酿成更大的惨剧。
但对于拥抱难民，对伊斯兰极端主义进行绥靖的爱尔兰左翼政客们，却并不知道，一场捍卫爱尔兰传统的愤怒抗议，已经在社交平台上，悄然酝酿。
警方在事发后，根据惯例隐藏了暴徒的真实族裔信息，但由于案发地在都柏林市中心，所以嫌犯是来自外国难民，可能是阿尔及利亚或者阿富汗的穆斯林难民的身份消息，最终悄然在社交媒体之上传播。
| 愤怒 |
愤怒的爱尔兰人，因此开始在社交媒体之上开始串联，准备在当天夜里就进行抗议活动，以表达驱逐难民的诉求。
19点30分，都柏林的市中心已经没有了下午时分的平静，无数的抗议者或从郊区赶来，或在下班之后走上街头，无数的人潮开始汇聚在了一家庇护难民的酒店之前。
“保护我们的孩子！”
“把难民赶出去！”
一声声的愤怒抗议，从人群之中迸发出来，了由于警方的阻拦，这场针对难民庇护的抗议行动，迅速演变成了愤怒的行为。
街头的车辆开始逐一被点燃，尤其是警车更是成为了重点关照的对象，而抗议地点附近的商店，也惨遭波及，被浑水摸鱼的抗议者给洗劫一空。
抗议演变成了骚乱，这让爱尔兰左翼人士有了抨击的借口，他们趁机将为保护孩子而进行抗议的人们，描绘成了“暴徒”。
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。
“英国也是一样...我们生活在一个火药桶里，等待着爆发......”
“教训是人们已经受够了。难民对融入社会不感兴趣，没有改善多样性，而且犯罪比例过高。支持的民意正在动摇。”
“世界各地的人们开始终于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：他们的政府更关心的是允许大批难民进入他们的国家，而不是让他们自己的人民，得到安全和保障。而这个故事比目前所展示的要深刻得多。”
| 变化 |
整个西方世界对非法移民，尤其是中东难民的态度，在过去七八年之间，可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
在2016年难民危机之前，如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样对难民采取中间政策，甚至拒绝入境政策的政客，往往会惨遭主流舆论和民意的挞伐，会在语境之中被塑造为冷酷无情的政客。
这带来的直接后果，就是数百万难民，从中东涌入欧洲。
而这一切的滥觞，都不过是源于左翼国际团体、进步全球化大金主索罗斯之流，在媒体上为中东难民塑造的“可怜形象”。其中标志性的舆论事件，就是一张偷渡地中海，却不幸溺毙的儿童难民遗照。
然而随着大批中东难民入境欧洲，左翼媒体塑造的“单纯、可怜、善良、无辜”的中东、北非穆斯林难民，最终在现实里，给欧洲人狠狠地上了一课。
抢劫、强暴、犯罪带来的治安恶化，让无数欧洲人有切身之痛，尤其是2016年德国科隆跨年夜“大规模难民强暴案”的爆发，更是让欧洲人彻底醒悟过来——根据德国警方事后披露，当天夜里，科隆有超过1200名当地女性，惨遭难民有组织的集体性侵。
当然，欧洲人最初接纳中东、北非的穆斯林难民，在主流民意上是因为“人道主义”，毕竟西方民众普遍单纯。
可在幕后的利益集团，尤其是政治力量之所以选择推动和接受，则是出于经济和政治动机。
在经济上，欧洲面临老龄化危机，蓝领工人岗位普遍缺人，资本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，以解决蓝领和低端岗位就业不足的问题。
在政治上，2016年左右正是欧洲左翼政治如火如荼之时，而左翼政治的核心是福利、是公共服务的无微不至。而福利和公共服务里的重要两个环节——幼儿日托和老人护工，同样也需要大量低端廉价劳动力。
再加上，外来移民等少数族裔，一直都是左翼政党的基本票仓——左翼政治的核心之一，就是“民族平权”（实际操作是民族特权，譬如美国民主党的“大学族裔配额”。
但事情的变化，发生在2020年之后。
| 右转 |
随着新冠大流行的爆发，世界经济虽然平稳的渡过了第一年的“经济急冻”，可随着拜登入主美国白宫，民主党政府通过纾困议题大肆“直升机洒钱”，导致全球陷入美元输出性通胀，叠加此后美联储为控通胀，而进入加息周期。
世界经济随之进入萎靡不振的当下。
史诗大通胀叠加美元加息周期带来的直接后果，就是物价处于高位、消费不振、工资增幅下跌、失业率上升、政府收入下降和福利实际削减。
但难民却不减反增。
这就导致爱尔兰人也好，德国人也罢，他们一面要承受高物价、高税收，还要面对失业率，以及难民在就业上的竞争。
此外，欧洲的难民以穆斯林为主，而穆斯林的一大特征就是“有教无国”，虽然他们离开了中东的家园，可只要有清真寺，他们就能通过清真寺和教士集团形成“国中之国”，万事皆可“由经而治”。
这就让欧洲的穆斯林虽处西方，却自我隔离于主流社会之外——这从上述美国网民的评论里，就可以发现，哪怕单纯如西方网友，也意识到穆斯林的“排他性”了。
这从“加沙危机”就可见一斑。
以色列明明是欧盟在中东的“文明重盾”，而哈马斯造次屠戮在前，可欧洲的穆斯林却可以掀起浩大声势，不分英法德美之国籍不同，只因是“教胞”的共同身份，而上街声援哈马斯。全然不顾本国利益。
更让欧洲人担心的在于，欧洲白人的少子老龄化不是秘密，而穆斯林难民迟早有一天，会依靠人口的优势，通过选举赢得执政权，最终将整个欧洲“伊斯兰神权化”——这一穆斯林“子宫战略”，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，幕后黑手正是卡塔尔等海湾国家。
因此，也就不难想见，爱尔兰人为什么会在一名小女孩被刺伤后，就掀起如此愤怒抗议。而如今的欧洲人，又为什么会开始反难民，力挺右翼政党了。
11月22日，以“反伊斯兰”等激进右翼立场所著称的荷兰政治家基尔特·维尔德斯，在当天赢得了荷兰选举，成为了荷兰议会的第一大党（拥有了150个总议席里的37席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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